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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和风俗习惯，使得法治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时必然遇到当地特有的问题。

在此情形中，事物性质之本身（在罗马法学家的术语中，它被称之为natura rerum）已然把某个结果强加给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英国分析法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奥斯丁的讲演被命名为《法理学或实证法哲学讲演集》（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or, the Philosophy of Positive Law），当代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把自己的代表作定名为《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Jurisprudence-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美国法学家克里斯蒂把一本供法学院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取名为Jurisprudence, Text and 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w，都充分表明法理学与法哲学实际是同一学术范畴。

中国外交有原则、重情谊、讲道义、谋公正。条理者，乃推定社交上应有之处置。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如正义、衡平利益之较量等均是。因而，法官在解释法律时，需要依据法理的整体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来确定特定案件中具体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14]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一度全盘苏化，采用苏联法学模式，开设国家与法权理论或国家与法的理论。6.法之美德 法理，也意味着法的美德。不过，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法律发展是竞标赛体制的副产品。

在下文中，我们将分别对顶层设计和中间变革进行剖析。第一个是技术层面的原因，也就是顶层没有办法对大量的、小规模的社会问题亲自担任顾问并提供解决方案。退一步讲，即便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法律改革中，中国的地方力量只扮演了边缘的角色，因此用边缘革命来归纳它们是一个合理的描述性模型，但是，我们也还是认为在未来的改革中它们应当成为中流砥柱的改革力量，应当把这种力量归纳为中间变革这样一个应然的指导性模型。或者充其量只是寡头垄断的方案，因此不存在竞争与选择的问题。

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其治理绩效如何也跳不出行动者的利益和能力约束。理想的中间变革是出现法律制度之间的良性竞争，并通过朝顶竞争来推动全国性的法治化进程。

其二，相应地，执政高层对地方差异性也了解甚少。本文在此处主要是加以归纳和整理。第三个差别是，实验性立法在最后正式化以后，立法中的地方特殊性便会消失。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

由于地方政府针对司法系统改革上的相对无所作为，以及地方党政系统对司法的干预和地方司法保护主义等弊端的存在，相当一部分人提出了司法系统去地方化的改革建议。{3}关于法律制度改革，在所有省级区域中，广东也并非总是领跑者。进入专题： 中间变革 实验性立法 边缘革命 部门改革 。为此，企业理论对困扰企业运作的动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41}不过，在中央-地方关系的研究视角中，把地方官员的自我利益最大化作为前提来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则是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学者的知识新贡献。

反过来，中间变革提供了这种选择以及通过选择来促进改善的空间。而港英政府之所以能够下如此大之决心，也是因为之前十数年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治理危机。

法治巩固来自政治学家研究民主转型所用的概念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24}。{39} 从国家内部看，地方政府的角色同执政高层或者中央政府一样重要。{71} 在这段话中，托克维尔彷佛在讲述一个关于改革的悲剧宿命：改革开启了革命之门。{37}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相比较接地气的地方政府而言，执政高层对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了解更少。五、结语 英文《时代周刊》发表于2008年12月10日的一篇文章说[当代中国的改革]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如前所述，科斯和王宁把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特区实验——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等草根改革一起——视为中国市场转型的边缘革命。

区分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着改革者有没有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后，尽管中央政府有必要把一些地方的法治化经验予以总结、规范化和全国推广，但是不能对所有的先进经验进行全部的、强制性的统一实施。

中央政府利用干部任免作为杠杆来激励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制度安排在未来存在不同程度的变数。由此可见，在理念上，这个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认识并没有任何的新意。

{19}在实践中，个人和社会组织的法律实践主要是用法及其对国家法律体系的重塑。下级政府的官员则创造性地利用手中的有限决策权，力争在实现中央政府所设定的政策目标中拔得头筹，并实现任职升迁的奖励。

今后针对地方依法行政和司法运作的总结和推广，应当避免类似问题。在转型年代，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国并不能躲避上述顶层设计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就像企业理论一样，我们认为政治官员并不天然服务于公民的利益。

这种改革的驱动方式，既不同于中央政府所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也不同于社会/市场力量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底层运动，而是夹在两者中间的地方政府所引领的中间变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公民同掌权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并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次著名政治危机。

在当代中国，上在经验上可以对应那些直接影响政治局决策的小圈子。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态势以及一些敏感的事件看，当前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前者指的是地方政府之间会为了改善制度而进行良性竞争，后者指的是地方政府会为了特定团体的利益而让法律变得更糟糕。{12}而本文作者则曾经基于对孙志刚案件的深入剖析，提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三方竞技的法治进步动力机制。

在立法领域是如此，在执法和司法领域更是如此。第二个原因是更为根本性的原因，也就是顶层设计最终能否得以顺利施行，除了高层必须有合理的设计，这种设计方案还必须得到下级执行者的认可，否则难以执行或者执行时很容易被打折扣。在中央层面，事实上，在孙志刚案件的若干年前，收容审查制度的修改早已经列入议程，但部分因为地方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定案。{40}过去的经验也表明，中间变革的行动者主要是省级和较大的市的政府及其官员，尤其是负责决策的主要领导官员。

中国走向法治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推动和实现这个大转型的动力，并已经备受关注。{15}在另一个反方向上，社会——主要通过个人和社会组织的行动一一如何影响了国家的建制与运作模式，这种也通常被认为自下而上的视角。

在利益考虑上，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是支付大的社会成本之后才启动的，部分原因在于整体性治理危机是达成内部改革共识的前提。在这里，我们引用三位比较有代表性论者的观点。

在当代中国，执政党高层至少由于如下的考虑而展开了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任何一个法律改革的方案，都不能和作为制度消费者的公民和组织的需求离得太远——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包括法律改革的方案太陈旧或者太超前。